作者:记者 倪思洁 来源: 发布时间:2021-7-10 11:56:40
“我国科学界内部认真的科学讨论很少”

   翻开科学史,不难发现,创新的科研成果往往是在不断质疑、争鸣、讨论中产生的。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,使人们看清问题,找到解决之道,进而获得真知灼见。

   然而,我们遗憾地发现,争论时常变成相互揭短的人身攻击、讥讽、谩骂乃至拳脚相向。问题究竟出在哪?我们需要怎样的学术争鸣?

   带着这些问题,记者采访了有着近20年国外科研经历和长期国内科研管理经验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。

 

“只要出了错,都是不可原谅的”

 

   《科学新闻》:物理学发展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学术争鸣,争论似乎已成为物理学发展的一种形式。您认为这是物理学的个性,还是自然科学的共性?

   王贻芳:在粒子物理学界,凡是没有定论的事情,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看法。例如,暗物质到底是什么、应该去哪里找,现在的实验方案是不是正确合理、是不是有前途,都会有不同的看法。再如,粒子物理未来往哪个方向走、哪个是更重要的方向,中国的粒子物理往哪走,也都会有不同的认识。

   理论上说,争鸣应该是自然科学的共性,但实际操作过程中,物理学从严谨性、可靠性来说,走在其他学科的前面。这句话可能不太谦虚,但离事实应该不太远,因为物理学更依赖数学、更定量化,所有的结果都要经过千锤百炼和多次重复后,大家才会认可,并不是发表了文章大家就会认可。

   每个经过严格训练的、成熟的物理学家都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,任何结论、任何结果他都会检查又检查、小心再小心,确保不会出错。无论是什么原因——不小心也好、有意造假也罢,只要出了错,都是不可原谅的。

   在历史上,有一些错误是在争论中发现的。物理史上有很多所谓的重大发现,最后都被认为是错的。在中微子发展的历史上,不知道出过多少错,早年有人说发现了中微子的质量,有人说发现了中微子振荡,后来都发现是错的。

 

   《科学新闻》:这类错误如果出现了,是否要撤回原先发表的论文?

   王贻芳:要看怎么错的,有的要撤回,有的要发修正。应该说有时候它并不是真的“错”。在粒子物理领域,所有数据其实是服从某种统计规律的,有时他看到的所谓“新现象”实际上是由统计涨落造成的,时间长了,统计涨落没有了,这个现象也就消失了。所以,研究本身可以说没有错,只是对数据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。一般这种就不用撤回。

   理论上,一个统计涨落不值得发表文章。既然发了文章,就说明文章作者相信它有很大的可能不属于统计涨落。如果最后被证明是统计涨落,不能说他错,但是会影响他的声誉,大家会认为这个人做事有点冒进、不够小心,不是一个非?煽康奈锢硌Ъ。

   科学家在领域里的影响、地位是不断积累的,这类所谓的统计涨落的文章发表多了,肯定会影响他在领域里的声誉,大家会把他当成一个笑话。

 

“纯粹的科学争论应该局限在科学圈内部”

 

   《科学新闻》:现在很多科学领域的争议都变成了社会话题,如转基因等。这几年也有人评价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(CEPC)的争议是“领域外的对撞”(Collisions outside the field)。您如何看待学术争鸣走出科技圈成为社会话题的现象?

   王贻芳:科学的争论应该局限于科学界,真正的核心焦点、科学问题,以及科学发展的方法、路线等,都需要专业知识。普通公众没有这个基础,无法参与到真正的科学争论中,最后争论就变成了民粹主义、极端民族主义、阴谋论或其他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。纯粹的科学争论应该局限在科学圈内部。

   有些争议跟大众的切身利益、生活有关,比如转基因,老百姓想知道这东西到底能吃还是不能吃,所以会走出科学界。

   但实际上,按照我的理解,这些争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科学争论。转基因这件事情在科学界内部是有共识的,只是科学家跟老百姓说不清楚,CEPC也是一样。这些争论走出了科学界,老百姓和科学家讨论的完全不是我们科学界内部讨论的事情,或者说大家关注的焦点和不同意见,与科学界内部的焦点和不同意见完全是两码事。

   所以一定程度的普及是应该的,但是它不可避免地会异化成不可控的社会焦点,有时对科学发展是有损害的。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办。

 

   《科学新闻》:我们可以看到,这些年您经常出现在媒体上,是为了说服公众吗?

   王贻芳:我接受的采访大部分跟CEPC没关系,也不是因为要说服公众。作为科学家,一定程度上对公众做一些科学普及,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告诉大家是必要的,但是非常具体的科学争论应该局限在科学圈内部。

 

   《科学新闻》:您曾经在谈到国内外科研环境的差别时说,中国的体系不是自己长出来的,是学来的,硬生生地嫁接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环境中,自然就会变异,发生一些显然有违科学本意的事。您觉得国内与国外学术争鸣的氛围有何不同?

   王贻芳:我们国内基本上争鸣很少,科学界内部认真的科学讨论很少。有些事情一弄就会弄到媒体上去,这本身就不正常,有些讨论其实在科学界内部是可以解决的。在国外,科学界有些不同的观点、不同的意见,会通过科学界内部的争鸣来解决。但在中国,操作起来不容易。

   人与人之间要么大家都客气不说,真要是争起来,大概两个人就要成敌人了,所以大家都避免讨论。有的人忍不了,最后就搞得关系很僵。我们缺乏人与人之间就事论事的基本态度,这就造成国内学术生态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

   中国人讲究面子,讨论到最后,如果发现自己错了,会觉得面子上下不来,所以认输是很难的。如果永远没有人认输的话,就讨论不起来。中国人爱面子,认输是不干的,所以讨论不下去。

 

   《科学新闻》:抛开文化特质不说,您认为这种现象与我国的学术水平是否有关?

   王贻芳:跟学术水平当然有关,如果学术水平没有到一定程度,两个人不在一个学术水平上的话,那争论也是很难的,因为一个人说话另一个人会听不懂,听不懂就胡搅蛮缠。如果一个人见得多、知道得多,争论起来就会占优势。

 

“事实拿出来,该认输就得认输”

 

   《科学新闻》:有没有国内同行跟您争论您的一些科研成果?

   王贻芳:有窃窃私语,但当面争论很少,一针见血的科学争论更少。大家经常也会有争论,但都是一些观点的争论,观点是有立场的,一个人的立场一般是不会变的,这不是科学争论。而科学争论要有科学依据,是可以变的,事实拿出来,该认输就得认输。

 

   《科学新闻》:您会主动找别人争论科学问题吗?

   王贻芳:我有过,也给别人提过建议,但对方的理解就是我在攻击他,他不能理解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认识,以及我对这个科学问题的批评不针对他个人。最后就变成了好像是我在攻击他一样。

 

   《科学新闻》:您认为,学术争鸣应该遵循怎样的“游戏规则”才能确保理性有效?

   王贻芳:国外从孩童时代开始,学校就教争论规则,各个层面也都会运用这种议事规则,比如每个大学都会有评议会或参议会。但我国普遍缺乏这种基本的训练,或者说缺乏对这种规则的了解。

   从技术上来说,这也是我们的争论不太容易取得一个让人满意结果的主要原因。我觉得至少从中小学开始就得教争论的规则。

   比方说,争论必须是有逻辑的,不能在反驳的时候偷换概念、说别的事。这种情况很多,吵的时候,双方吵的根本不是一件事。争论中有大量技术上的规范,如果不遵守这样的规范,争论就不容易有结果!

 

 

《科学新闻》 (科学新闻2021年6月刊 封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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